宋朝宰相被贬的人
老铁们，大家好，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对于宋朝宰相被贬的人和北宋贬谪广东的官员的相关问题不太懂，没关系，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分享宋朝宰相被贬的人以及北宋贬谪广东的官员的问题，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块儿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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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宰相属于江西省的有哪些
我来回答下吧。其实近来来看，江西省发展确实不怎么样，不如西边的湖南，更比不得东边的浙江。省会南昌的GDP都只是长沙的1/2。
但在历史中，江西可是人才辈出的地方，举个例子。翻开历史画卷，诗人词人，几乎一半是江西人，比如：陶渊明、来鹄、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王安石、黄庭坚、曾巩、姜夔、杨万里、朱熹、陆九渊、京镗、石孝友、文天祥。。。江西文人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宋朝，都形成了所谓的“江西诗派”。
东汉时期的刘陵是豫章艾邑人，艾邑当时管辖今铜鼓、修水、武陵、永修、奉新等地，应该列为如今的九江地区，而刘陵也是江西官至宰相之职的第一人。
从他们入相时候的年龄来看，三十岁至三十九岁的有九人，其中入相最年轻的，是唐代高安人钟傅，三十岁就为中书令；明代胡广入相时三十二岁，解缙、彭时三十三岁时，就被诏令入阁参与机务，尤其是彭时，考取状元的第二年，就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被诏入阁辅政，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公元710年6月21日，在平息了一场危及李唐王朝生存的“韦氏宫延之乱”之后，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唐睿宗李旦，五天之内连下三道“圣旨”，给在平乱斗争中功勋卓著的钟绍京，封中书令、越国公、享一品。比后来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封中书令的广东曲江人张九龄早24年，所以史称钟绍京为“江南第一宰相”。
历代宰相里面，宋朝江西宰相是比较多的吧。
〖One〗、王钦若（962-1025年）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北宋初期的政治家，宋真宗时期宰相，主和派势力代表。景德元年，契丹大举南下，主张南迁国都，与宰相寇准对立。
〖Two〗、晏殊（江西抚州人），太平宰相晏殊，官做得高，词也写得好的全能宰相；
〖Three〗、欧阳修（江西吉安人），欧阳修曾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既是当时的文学盟主，又是朝廷大员；
〖Four〗、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北宋著名改革家，两次入相，唐宋八大家之一；
〖Five〗、曾布（江西南丰人），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这，早期是王安石的小弟，后面王安石变法失败，曾布官至宰相，典型的政治家，他的老婆是著名女词人魏夫人；
〖Six〗、南宋状元郎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南）淳化乡富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著名的爱国诗人。
〖One〗、杨士奇（江西吉安人），杨士奇少时丧父，游学四方。建文帝时入仕，累官礼部侍郎，拜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先后历经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任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一同辅政，并称“三杨”。
〖Two〗、杨廷和（祖籍江西吉安）明朝中期著名政治改革家，文学家杨慎之父。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李东阳致仕归乡后，杨廷和接任内阁首辅，成为正德首辅。
至于清朝，因为是满人治国，而且取消宰相这一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内阁大臣和军机处，所以江西籍的就不多了。
[Two]、吕简被贬了几次
吕简被贬了3次，《清平乐》中的宰相吕简，三贬范仲淹，权谋过人，却被称为一代名相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宰相，他为官43年，纵横朝堂21年，北宋名臣范仲淹因他3次被贬，但到头来，他却不是奸臣，而被评为一代名相，此人就是吕简。吕简是太子太师吕蒙正之侄，大理寺丞吕蒙亨之子，曾经三次被贬。
[Three]、北宋贬谪广东的官员
有宋一代，被贬官流放者数量极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史料记载被流放到岭南且有名有姓的官员，至少有491人，其中不乏宰相、执政之类的高官，他们被流放的原因不一，有的是触犯刑律，有的是惹怒皇帝，有的是党争失败，其中比较著名的高级官员有：
卢多逊，河南沁阳人，太祖年间任参知政事，太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秦王赵廷美谋反案，被贬崖州（今属海南），病逝于贬所。
胡旦，山东惠民人，太宗年间任知制诰，因卷入王继恩等人谋立皇帝案，触怒继位的宋真宗，被贬浔州（今属广西）。
寇准，陕西渭南人，太宗年间任参知政事，真宗时官至宰相，因陷入天禧政争和谋划太子监国一案，被贬雷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丁谓，江苏苏州人，真宗时官至宰相，因擅权独断，被贬崖州（今属海南）。
从宋哲宗新旧党争激化开始，北宋贬谪官员进入一个高峰，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得意，被贬官员几乎都被贬往岭南一带，其中新党骨干、宰相蔡确被贬岭南，是宋朝第一个未触犯刑法而被贬到岭南的高级官员，正式开启了岭南作为流放官员“热门目的地”的经历。
蔡确，福建泉州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旧党（保守派）打击新党，蔡确被贬地方，后又因“车盖亭诗案”被诬陷，贬新州（今属广东），病逝于贬所。
章惇，福建南平人，宋神宗、哲宗年间宰相，新党（变法派）骨干，哲宗元祐年间被贬岭南；宋徽宗时，再度被贬雷州（今属广东）。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大肆打击报复旧党，元祐年间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被贬到岭南：
苏轼，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先后被贬惠州（今属广东）、儋州、琼州（均属海南）。
苏辙，四川眉山人，官至宰相，先后被贬雷州（今属广东）、循州（今属广东）。
梁焘，山东东平人，官至尚书右丞，被贬化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刘挚，河北沧州人，官至宰相，被贬新州（今属广东），死在贬所。
吕大防，陕西蓝田人，官至宰相，被贬循州（今属广东），死在途中。
宋徽宗崇年年间，蔡京用权，大肆排斥异己，制“元祐党籍”，立“党人碑”，黄庭坚、任伯雨、陈次升、范正平等一大批官员纷纷被贬岭南；靖康之耻前夕，钦宗继位，追究蔡京、童贯等权奸祸国殃民之责任，蔡京、童贯一党又纷纷被贬岭南。
南宋时期，党争不像北宋频繁，却进入君主独裁和权臣政治阶段，政见不合，便动辄贬逐官员。南宋无论统治时间、疆域版图，还是人口总数、官员总量都不如北宋，但被流放到岭南的官员人数却是北宋的两倍之多。宋高宗和秦桧狼狈为奸，赵鼎、李光、胡铨，都以正直著称，因是秦桧政敌，都被贬往岭南。宋宁宗、理宗年间，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贾似道先后擅权，被贬岭南者更多。
岭南成为宋朝贬谪官员“热门目的地”，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One〗、岭南地处偏僻，路途遥远，气候湿热，环境恶劣，适合流放。
从距离而言，我国古代政权的统治中心一直在北方，秦汉隋唐的统治中心位于关中，宋朝的统治中心位于河南，而岭南位于五岭之南，距离统治中心距离最远，最适合作为长途流放地。唐朝名臣韩愈被贬潮州，写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北宋宰相丁谓被贬崖州，作诗说“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三**”，足以说明在时人看来，岭南路途之远，遥不可及。
从气候而言，岭南背山面海，五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海上的暖湿气流北上，造就了岭南地区炎热多雨、高温潮湿的气候特征，属于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气候。这种气候让远道而来的北方官员很不适应，但流放本身就是惩罚，岭南的气候劣势反而成了流放“优势”。
从环境而言，岭南气候炎热，林木茂盛，水源丰富，导致蚊虫肆虐，疫病流行，很多流放到岭南的官员都十分惧怕一种叫“瘴”的东西。从古人描述看，“瘴”应该是一种混合有毒气体，但按照现代医学解释，古人称的“瘴”是一种疟疾，而疟疾多由蚊虫叮咬传播，在古代医疗条件下不易医治。唐宋时期，但凡被贬岭南的官员作诗，几乎无不谈“瘴”色变。韩愈诗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宋人吕本中诗云“岭南无瘴便可老，江头有酒犹堪唤”，都反映出时人对瘴的畏惧。
〖Two〗、岭南经济文化落后，奇风陋俗，被视为化外之地，适合流放。
古人称“禹贡九州”，九州被视为古代中国的固有区域，而岭南不在九州封域之内，不是华夏最原始的版图部分，历代中原王朝虽然大多都将岭南纳入版图，取得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却仍将岭南视为化外之地。在宋人看来，五岭不仅是中原与边疆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华夷、内外分隔的界线，尽管广南东路的治所广州早在唐朝便已是数一数二的港口城市，但毕竟这样的城市毕竟太少，因此岭南地区在宋朝仍被视为蛮荒之地。宋人郑樵著《通志》，甚至专门考证了岭南是否属九州之地：
自晋以后，历代史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是禹贡扬州之地。按：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皆不及五岭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岛封域，则以邻接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斯不然矣，此则近史之误也。则岭南之地非九州岛之境。
岭南地区位置偏远，与中原长期隔离，缺乏足够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先进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无法传播到当地，使得岭南经济比较落后，成为一片未开发的处女之地，而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众多少数民族聚集杂居的现实，又让当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传统习俗。岭南百姓迷信巫术，喜欢求神祭鬼，这些习俗一向被中原鄙视，称之为“蛮俗”“陋俗”“夷俗”。宋人陶弼两知邕州（今广西南宁），长期在岭南为官，曾作诗描述当地的奇风陋俗，诗云：
孤城溪洞里，闻说已堪哀。蛮水如鲜血，瘴天已死灰。吏忧民置毒，巫幸鬼为灾。风土如斯恶，吾来胡为哉。
〖Three〗、宋朝版图有限，别无流放之地，岭南成为惟一选取。
我国古代有很多流放官员的“热门目的地”，大多都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边疆地区，如大西北的新疆、甘肃，大西南的云南、贵州，东北的三省，东南的福建，以及南方的岭南。岭南地区成为贬逐官员的“热门目的地”，主要是在唐宋，特别是宋朝，岭南几乎是唯一“热门目的地”。
宋朝虽是正统王朝，却不是像汉唐明清一样的大一统政权。北宋时期，北面在幽云十六州与辽交界，西面在陕甘宁一带与西夏相接，西南在四川、贵州与大理相邻；南宋时期，更是偏安一隅，仅占半壁江山，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宋朝的版图如此之小，其他流放“热门地”都被异族权占据，岭南成为贬谪官员的惟一选取，因此宋朝贬谪官员，除了那些情节轻微、近距离安置在湖北、湖南等地外，大多数都被贬到岭南，最远者漂洋过海，流放到孤悬大海的海南。
宋朝大规模贬逐流放官员到岭南，初衷是让他们承受责罚，岭南的荒芜落后正适合作为流放之地。对这些官员而言，贬逐岭南是不堪回首的经历，有的甚至老死贬所，不得归乡，抱憾终身。但对岭南而言，被贬官员的到来不啻一种福音。伴随官员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亲朋，他们有的在岭南长期居住，有的世代繁衍，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
〖One〗、文化上，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提高了岭南地区文化氛围，促进了教育发展。
被贬岭南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被贬岭南后，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思想却不受拘束，大多利用闲暇时间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当地百姓敬慕这些远道而来的读书人，纷纷将自家子弟送来拜师，史料中关于被贬官员在岭南教书授徒的记载比比皆是。
郑侠在宋神宗时被贬英州，“英人无贫富贵贱，皆加敬，争遣子弟从学，为筑室以迁”；南宋名臣胡铨被贬崖州，教授黎族子弟读书识字，当地黎族首领听闻胡铨之名，纷纷将孩子送去求学，胡铨还勉励当地百姓子弟勤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大文豪苏东坡之名天下皆知，他被贬儋州后，与当地文士往来密切，诗文唱和，还吸引了很多海南人慕名前来求学，自苏轼离开后，儋州“相去五六十年间，文学彬彬，不异闽浙。”至于其他被贬官员，大多也有教书育人的相似记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被贬官员在贬谪岭南期间教书育人的努力，塑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他们中的有些人重新起复为官，回朝廷任职后，仍念念不忘在岭南的贬谪经历，努力为岭南争取增加科举名额和优惠政策，使得岭南弟子通过科举入仕为官者比以往大大增加。南宋名臣李光曾被贬海南，他在《庄简集》中记载说：
（海南）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居相踵故也。故家知教子，士风浸盛，应举终场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多几十倍，三郡并试时得人比较多。
〖Two〗、经济上，鼓励农耕，改变了岭南传统经济模式，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
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物产丰富，因此当地百姓多以渔猎采摘为主，不重视农业生产，不事种植桑麻，以致出现土地荒废，粮食不足等现象，苏轼曾记载说“海南多荒田……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宋朝被贬谪的官员大多有地方官经验，深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们被贬到岭南后，劝告当地百姓耕种纺织，并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教授给百姓。
苏轼在海南辗转多地，他劝谕百姓不要杀牛祭祀鬼神，保护耕牛，还将“木秧马”这一先进的插秧工具介绍给当地官员，让他们按照样图试制后进行推广，使得“木秧马”在岭南得到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改进了海南人“不耕不稷，朝射夜逐”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Three〗、社会上，移风易俗，改变了岭南当地的陈规陋俗，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
岭南长期与中原隔绝，形成了重斗轻生、淫祀鬼神，迷信巫术等陋俗，当地百姓遇有疾病，不去求医问诊，反而求神祭鬼，向巫师问计，因而耽误病情，病重病死者不计其数。宋朝被贬官员来到岭南后，把中原的医药知识也带来岭南，他们经常向当地百姓施舍药物，像苏轼这样的名人还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向当地官员建议设立病院，极大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
综观岭南发展历史，宋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起初，岭南因地处偏远，环境恶劣被作为主要的官员流放地，但大量贬谪官员定居岭南或在岭南世代繁衍，实际上也是一个步步推进，不断开发岭南的过程，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岭南人，推动了岭南的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改变了岭南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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