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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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措施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
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初年，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
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总结、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
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
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非常器重，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非常赏识，并能对其一一加以重用。
武则天对纳谏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她还设铜匦于朝堂，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
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武则天称“天后”时，就在建言十二事中建议“劝农桑，薄赋役”。为贯彻诏命，朝廷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
武则天掌权以后，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又延揽农学家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借鉴。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
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户口也由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的380万户增加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的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0.721%。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也是反映武则天时期经济发展的客观数据。
但民户的逃亡，也使政府税收受到了损失，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武则天为了称帝尊崇佛教，大修庙宇，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天堂，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武则天曾召集文学侍臣周茂思、范履冰等人编纂《要览》、《字海》、《乐书要录》等书。
其中，《字海》收录有所有武则天首创的则天文字，全书已散佚。《乐书要录》为唐代一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乐律文献，除少量内容因袭就说外，多富实践意义，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书共十卷，今仅存第[Five]、[Six]、七卷。
李隆基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李隆基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唐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
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716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
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先天元年（71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之间，李隆基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
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李隆基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在文化事业上，唐玄宗重视图书建设。开元三年（715年），约请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商讨史馆经籍之事，因内府是太宗、高宗时代遗留旧书，常令宫人管理，有所残缺，未加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遂令褚无量、马怀素率学者加以总结。
开元时代藏书为唐一代最盛之时。总数达3060部，51852卷；另有道经、佛经2500余部。长安、洛阳各藏有四部书，分为甲、乙、丙、丁，排列经、史、子、集四库。史称“开元文集最备”，所藏达7万卷，命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分司典籍。
[Two]、欢歌悦舞的历史
欢歌悦舞人物雕塑，音乐人物雕塑，广场雕塑。唐朝首都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那里，有来自各国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人，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大城市。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的亲密关系。那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唐朝时候，中国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比过去发达，大唐和亚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朝和朝鲜半岛的新罗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唐朝和西亚的波斯、大食也有通好关系，中国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该地，西亚的物品也输入到中国。
[Three]、唐朝崇尚的是什么精神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史称“开元盛世”。宋代诗论家严羽曾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开元前后的诗歌。诗歌最能体现唐代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即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正因有此胸怀与气质，唐代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文化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与发扬，也表现在对异族文化、外域文化的汲取上。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迸发出勃勃生机，使唐文化性格在整体上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化在汲取外来文化之时，始终没有放弃、否定或怀疑固有文化，相反，本土文化始终是唐代文化的基础与核心。唐代的这种对异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大规模采撷，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堪称典范。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唐文化的特有气质，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有容乃大的精神，造就了唐代的“充实而又光辉”的文化繁荣时代。人的创造才华是无止境的，在“有容乃大”文化精神的指引下，各种文化流派、艺术形式都具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因此都能得到了极致的发展，正如苏东坡所言：“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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