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积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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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积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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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北宋变法利弊
  2. 宋朝社会的主要矛盾
  3. 积贫积弱的典故

[One]、北宋变法利弊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1)积贫局面的改变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2)积弱局面的改善,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裁兵法提高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

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Three]、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Two]、宋朝社会的主要矛盾

〖One〗、宋初统治者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有三:一是地方重臣和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二是土地兼并所导致的阶级矛盾;三是北宋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

〖Two〗、『1』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的统治政策造成冗官、冗兵和冗费,使国家积贫;

〖Three〗、『2』腐朽奢侈的社会生活浪费了国家大量财富;

〖Four〗、『3』“不抑兼并”“寓富于民(地主)”的政策,加速土地兼并,税收流失;

〖Five〗、『4』皇帝对军队的严密控制造成兵将分离和军队战斗力下降,使国家积弱。

〖Six〗、教训:宋代国家“积贫积弱”是封建制度的弊端和统治者采取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政策造成的,经济发展不等于国家强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革新政治。

〖Seven〗、当前世界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但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在增强经济、科技实力的同时,还要不断地深化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更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Three]、积贫积弱的典故

北宋立国之初,丞相赵普向宋太祖进言:“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之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全宋文”)这个收地方政权、财权(钱谷)和兵权悉归中央,以强化中央集权的建议,为太祖采纳,遂成二百多年北宋的基本国策。由此北宋强化了中央集权,成功地结束了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分裂局面,使百姓消除了长年战火之苦,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然而,这一统治政策却产生了负面效应,使北宋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之中.其主要标志是“三冗”。

所谓“三冗”,就是指冗兵、冗官、冗费。“三冗”之说,在太宗、真宗二朝就已出现,至仁宗、英宗两朝,成了官员议政的一个突出话题。熙宁二年,苏辙上书总结以往弊政时,将“三冗”概括为“冗吏”、“冗兵”、“冗费”。

鉴于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宋太祖黄袍加身后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举措就是解除禁军、宿将的兵权而归中央,在独拿兵权的同时,奉行养兵政策。《宋史》记载:“天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十,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十.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十,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十;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十.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十,视前所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益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荣华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云。”,国家豢养如此庞大的常备军,其财政压力可想而知。宋太祖本人也有所预料,他曾言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亦!”(“宋史纪事本末”)。

在冗兵的同时,又出现了冗官之弊,“以士大夫治天下”,实施文官政治,乃宋有别于前朝的又一政策。这一政策与收兵权、抑武将的方略具有内在联系。文官替代武将主持地方大政,乃至军政大权遂成制度。而北宋历代皇帝重文轻武,更以科举、恩荫两途大量吸收,造成官员数量倍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禄阶层。据何忠礼先生考证,英宗治平元年,人口总数28823252,官员数24000,占0.84%。

豢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支撑一个庞大的食禄阶层,经费开支之巨大不难想见,冗费之弊也在所难免。汪圣铎先生的著作“两宋财政史”有其财政收支有精确的考证和统计,可以借鉴。

全面观之,造成积贫积弱的根源主要在于冗兵。实行募兵制度、豢养数量众多的常备军,对内虽可弥乱,对外却不能御侮,北宋在与辽、西夏的对抗中一直处于劣势,又使军费开支居高不下,给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至于实施科举制度,广罗人才,无疑是政治开明和社会文明的表现,但由于择焉不精,泥沙惧下,加上思荫、恩赐太滥,既导致了食禄阶层的不断膨胀,又加重了财政负担。财政负担的加重,势必促使暴敛苛政的实施。因此赵宋建国以后,经济较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百姓的生活也富庶得多,但还是常常处于巨大压力,不堪暴敛的困境中。

总之,冗兵加上冗官,带来了冗费,造成了兵弱、财匮、民困,成了长期困扰北宋政治的一大难题,尽管不少有识之士锐意改革,如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在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和保守势力的阻挠下都是半途而废,无功而返。使得宋朝的“积贫”、“积弱”,并始终没有得到改善,种下了被异族武力颠覆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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